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中国传统壁画修复创作人才培养”项目结项展学员临摹作品
荷兰国立博物馆在展厅中直播修复伦勃朗的《夜巡》
中国的美术文物遗存浩如烟海，这些宝贵遗产不仅代表着国家历史文化的记忆，还是传承民族文化基因不可替代的载体。当下，文物保护与修复行业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迎来新的挑战，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物和文化遗产，体现文物保护与修复行业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是国家和时代赋予每一位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有鉴于此，中央美术学院于近日发起成立了国际修复联盟并举办首届论坛，国内外文物保护与修复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文物保护修复学科建设、行业跨学科领域协作发展、相关专业及行业标准，以及文保修复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美术类修复学科建设
尚处于起步阶段
实际上，修复行业古已有之，欧美国家较早地把修复纳入高等教育，有学科设置完备和各具专业特点的修复学院。中国自西方引进美术学院教育体制已近百年，造型、建筑、设计及人文学科在美术学院根深叶茂并派生出很多新学科和新专业，在艺术品修复和保护专业上却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因此，我国艺术高校修复这一学科专业的建设就变得愈发紧迫而重要。
“目前，国内设立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的院校着重点在文物鉴定，修复往往是点缀，不是真正意义上美术类的修复专业。”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王颖生介绍，中央美术学院长期以来十分重视美术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实践与研究，近十几年来，壁画系、中国画学院、油画系、人文学院、美术馆陆续建立了各自专业的保护修复工作室，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动修复专业领域的发展，中央美术学院于2021年4月成立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这是中国美术院校中率先成立的第一个修复研究、教学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专业空白，并起到学科引领示范之效，自成立以来已做了大量有实效的重要工作。在学科与专业建设方面，设置“文物保护与修复”本科专业，设置“中国传统重彩壁画创作与修复研究”“油画保护与修复研究”两个硕士学位点，完善了修复学院本科教学大纲，进一步规范、细化修复专业各方向课程设置，推进工作室建设。2022年6月，“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成为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实现了新的跨越。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范迪安表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国际修复联盟并举办首届论坛，是中央美院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美术院校建立修复专业，着眼于视觉艺术的历史遗产，例如中国画、壁画、油画、纸本绘画、雕塑等，开展有针对性的现状研究和修复实践，尤其是发挥教师和学生良好的艺术感受力与较强的艺术造型能力，有助于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形成人才培养规范。把抢救、修复、保护珍贵的艺术遗产作为美术学府的职责，更体现了中央美院在文化传承这一大学使命上的积极担当和主动作为。”范迪安建议，美术院校要加强与美术馆等文博机构的协同合作，藏品保护与修复区域是博物馆的巨大“后台”，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先进设备设施条件、科学的研究与修复方法、多学科交融的专业团队以及以艺术品为中心的联合研究与修复机制。
临摹是修复保护工作的
重要环节
2016年，记录故宫文物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生活故事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引起了大众对于文物修复的关注和认识。正如纪录片中所展示的，一批原本由皇家或私人收藏的古代绘画、钟表、漆器、青铜器等，以及在考古现场发掘的陶器、瓷器等，在被博物馆纳入后，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修复。但另一批为民间信仰所用的寺庙、石窟寺的佛像、壁画等，因为受限于墙体或建筑空间的依存关系不能被博物馆纳入，有着不一样的命运。它们或陈列于室或展露于外，有的因位于风景区被游客恶意破坏，有的因墙壁潮湿发霉被毁，又有的因病害、自然风化剥落严重，其保护和修复现状堪忧。
就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以张大千、常书鸿等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为敦煌壁画的复制做出了积极贡献，仅张大千一人临摹的敦煌壁画就有近三百件，成为修复敦煌壁画以及学习敦煌艺术的范本。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中国对壁画的科学保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涉及艺术史、宗教、考古、地理、生物等多学科的综合，中国的壁画保护与修复水平得到提高。历时9年的永乐宫壁画搬迁即是对壁画进行科学保护的成功范例。
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壁画保护，还是后来多学科的交融、科技手段的介入，都避不开“临摹”。今人对壁画进行保护与修复，显然也遵循古法之“模写”。在王颖生看来：“临摹（及现状临摹）已经成为修复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与复制不同的是，它能还原艺术创作方式，记录技法与材料，更加感性地呈现壁画的艺术表达和保存现状，这些都是复制数字化替代不了的。”而从临摹入手，只有当修复师的临摹功力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时，才能在真正的修复工作中避免对原作有破坏之嫌。临摹作为壁画保护与修复的重要步骤，在实践中，修复工作开展前在纸绢上对壁画全貌进行临摹，一是为了保存原貌，二是为修复提供依据。目前国内院校的修复课程中也采用此类临摹作为主要教学方式。
在把握底线的基础上
兼顾灵活性
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馆藏壁画保护修复与材料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副主任杨文宗以唐韩休墓《玄武图》壁画为例，谈及对壁画修复的美学思考。韩休墓《玄武图》壁画是一幅极具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珍贵壁画，但由于早期盗墓者怀疑该壁画背后墙体有暗室，对其进行破坏，导致壁画缺失面积接近二分之一。对于缺失的文物是否进行复原是文物保护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近些年来，文物因复原而产生的破坏情况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论，如陕西西安杨思勖墓出土的大理石雕俑被质疑修复时没有依据就复原俑腰间兵器，山西省广胜寺禅壁画修复被质疑壁画画面遭到大面积涂抹，四川安岳古代佛像修复被质疑“修旧如新”。
“这个问题需要分不同情况讨论，若不复原《玄武图》壁画图案，而是在大面积补做白灰的区域‘做旧’，会导致壁画观赏时映入眼帘的是大面积的缺失，仅从残余的蛇身无法辨认出原有画面。由于存在《玄武图》壁画破坏前完整画面的照片，缺失部位信息能准确得知，重绘壁画有依据，故对《玄武图》缺失画面进行复原。《玄武图》缺失区域的复原是在壁画人为补做的白灰区域进行，后期若有必要可以去除，也符合可再处理原则。在壁画复原过程中不对壁画原有画面进行干预，也不会伤害到壁画本体。因此，复原《玄武图》缺失画面是一种合理的修复方法。”杨文宗表示，原址保护和迁移保护是壁画保存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并强调了“保持文物的真实性”“早介入”“少干预”“稳定性”“壁画揭取材料选择”“灵活性”“多方式记录”等壁画保护与修复原则，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条原则都可以灵活掌握。
显然，“文物怎么保护、怎么修”的问题，始终是行业从业者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命题。那么，究竟什么是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两者的关系如何？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文保科技部副主任屈峰看来，文物保护是对文物生命的有效维护，而文物修复是对文物原有状貌及信息的整理与维护，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文物能够延年益寿、文物价值能够有效保存。因此，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对文物价值的维护与保存。但是，屈峰也表示，任何保护和修复手段要做到完全无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文物保护修复就是一把双刃剑，实际上每一种选择都是无奈的选择，这种无奈源于技术和材料的有限性。所以，文物保护和修复绝不能过度，必须紧紧把握底线。
构建中国自己的修复
理论体系
修复在中国、欧美、日本等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理念和传统。中国传统的建筑、木作、雕刻、彩塑、镶嵌、重彩、纸本、绢本绘画的修复传承有序，历史悠久自成体系。无论何种艺术门类的修复，都有着“修善补全”的核心理念，尤其是中国画修复，若能“补全”到肉眼难以辨认更是修复技艺高超的表现，而这种修复理念是被西方质疑的，业内专家表示，中国的修复理念尚未与国际标准接轨。
以传入中国百年的外来画种——油画为例，20世纪的先贤们分赴国外学习了欧美、日本等国的油画技法，但他们走出国门前大都仅具有国画基础，很多人是怀抱中西结合的理想，并未按照严格系统的油画程序操作，学成归国后由于条件所限在材料、颜料的选择也很随意，又历经战乱、自然灾害等，这些都对油画的绘制、保存、修复产生巨大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油画院、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相继成立了油画修复中心，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不少民营修复机构与个人修复室。但王颖生表示，中国本土的油画修复仍处在初级阶段，主要还是学习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技术，至今尚未与国内艺术品修复相互结合并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操作。目前，国际上遵循的三大原则：一可逆性、二兼容性、三可辨识性。这三个原则出自现代修复学基础理论奠基人切萨莱·布兰迪修复理论中所强调的材料的三个特性。可逆性是指在修复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可以逆施的，可使作品恢复到修复前的状态；兼容性是指对材料选择一定要与原作材料能匹配，尽量相似以避免因材料的差异带来新的修复问题；可辨识性是对原作缺失部分的补全修复而言的，补全部分应与原作保持整体和谐色调一致，但应与原作有区别（这与中国本土修复的理念有差异）。“世界各国的修复师在操作中大都遵守这三个原则，这种结合现代科技手段的修复理论和方法及标准对有着丰厚文化传统和自成体系的中国建筑、木作、雕刻、国画等修复产生了冲击，中国的修复原则是与国际标准接轨还是刻意区分已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王颖生说。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姚尔畅长期关注中国本土油画颜料应用与发展，并与多国的专家进行过交流与合作，在他看来，中国油画的预防性保护与修复是中国油画本地化的子命题。“油画是舶来品，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其创作表现有着中国化、民族化的问题，同样预防性保护与修复因为面对中国化的材料、技法和特殊的创作方式，有着既不同于西方古典油画，又不同于西方现当代油画的特殊要求。”
书画修复专家、南京师范大学修复研究所所长陆宗润在对西方前沿的修复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后表示，布兰迪的修复三原则并不适用于中国书画的修复，中国的书画修复乃至其他文物艺术品的修复是时候要建立自己的完善的理论体系了。在构建理论体系的同时，陆宗润认为，未来的书画修复乃至所有文物修复接班人，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手艺人，而是要符合时代的需求，变成一个既能鉴又能赏，既能修又能研究的综合型人才。“修复在过去大多是由裱画匠去做，那就是个手艺。新时代则不能如此，要对作品有理解，而且是深刻的理解，因为修复工作始终需要在科学保护与艺术审美之间寻求平衡点，其核心价值是以恢复艺术品气韵生动的形象为最高目标。所以要通过学院的系统培训来完成新时代修复师的蜕变，尤其要在文物保护修复基础理论、材料工艺和方法论等多方面培养更多高水平的综合型专业人才。”
无论如何，要培养符合未来时代发展的文物修复人才，美术人责无旁贷，必须与各学科联合，在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通过培养拥有美学眼光的复合型修复人才，更好地修复“活化”文物，让文物成为历史的证物和美的存在。